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仿佛就是这样的时代。在这数百年间 , 旧的大一统国家 ( 尽管是形式上的 ) 分裂成许许多多的诸侯 , 旧的井田制土地制度不复存在 , 诸侯之间争相以武力夺取资源 , 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 , 社会基本上处于"礼崩乐坏"的状态。所以 , 孔子站出来呼吁"礼失 , 求诸野" , 希望在民众中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数百年以后 , 他的学说基本上在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 , 中国逐渐地形成了一套稳定的社会制度 : 土地可以有限度地自由买卖、户籍制度、皇帝制度、科举制度与文人当政、宗法制度、三纲五常等。经过长期的实践 , 这些制度相互配合、相互支撑 , 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 , 深入到民众的内心 , 即使有些周边好战的民族占领中原 , 建立起新王朝 , 也难以动摇原来的一套生活秩序 , 即使过了一两千年以后自称要"革命"的阿 Q, 也还是满脑子这种意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绘了一幅明代相互制约的政治画面 , 指出当时从君主到大臣、从哲学家到检察官都很苦闷 ( 其实只是个别 ), 由此暗指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 ( 黄仁宇语 ) 。但我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制度的和谐性 , 任何人必须在既有的制度下生活 , 从皇帝到大臣、从哲学家到检察官都不得例外。难道我们因为克林顿总统被性丑闻及此后的司法调查痛苦地缠绕 , 就断言美国制度已走到尽头了吗 ? 更何况废长立幼在中国古代一直被当作非常大的政治事件来处理。
   
    中国历史上另一场大变革恐怕就是今天 : 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欧美文明在中国的移植。由于欧美文明产生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 它打破了中国旧有的和谐 , 迫使中国进行制度变革 , 融入它们的文明体系。这场变革发端于一个多世纪以前 , 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力量之间一直致力于政权的保持与获得 , 使国家一直未能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进行制度变革。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 , 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这其实是欧美制度在中国的大移植 ( 当然不是全盘移植 , 事实上 , 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和传统中还有一些令人羡慕的优点 , 使得我们无法和无需全盘移植 ) 。这种制度转型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 生产的迅速社会化使民众的生活圈子迅速扩大 , 从过去熟悉的社区到现代陌生的城市 , 从过去的家庭作坊到今天的大公司 , 从开始无忧无虑的国营企业的工人到而今四处奔波自谋生路的雇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 , 整个社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 社会生活也失去了过去的和谐 , 又没有 ( 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无法" ) 及时建立起新的和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 道德危险便产生了。比如 , 过去女孩们在村里行为很端庄 , 否则 , 会受到很多道德的惩罚 , 恐怕连婆家也难找 ; 现在女孩们到了陌生的大城市里 , 道德的制约或者说不道德行为的损失大大地降低了 , 许多人很自然地当上了"三陪女" ( 我无意于在此对"三陪女"进行道德评判 , 只是想解释为什么女孩们在家乡能像个淑女 , 而且确实是个淑女 , 一到城市就如人所说的"变坏"了呢 ?) 。大量不道德的行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 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 不道德行为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损失。再加上信息的迅速传播 , 使社会在短短二十年内就发生了不道德行为的泛滥 , 这常被人怨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是的 , 道德不过是人们在生活中的态度或选择 , 它需要自己的制度基础 , 只有人们讲道德比不讲道德收益更大时 , 道德才是人们追慕的对象。在这里 , 我想举另一个例子 , 就是前些年社会上强烈批评的现象 : 歹徒在公共场合强奸、杀人 , 周围却无人见义勇为。人们没有注意到见义勇为这种道德也需要它自己的制度基础 , 我们是否像过去一样给见义勇为的受伤者或死难者以足够的补偿了 ? 我们是否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给见义勇为而没有受伤者以足够的奖励了 ( 这其实是对他们行为风险的一种补偿 )? 可以说 , 没有 , 或很不够。那么我们怎能企求引导人们见义勇为呢 ? 当然 , 我不否认政治宣传的重要性 , 但光有它毕竟太软弱 , 甚至它本身也只是对见义勇为者的一种精神奖励。失去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 道德就变得太轻了 , 轻得让人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