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直隶保定有积金会俗名摇会的习惯：

 

    由会首组织而成。拟定会签多寡为一道会，开会以前会首邀集会友吃会一次。会首担任费用。会签即以人数为标准。有五请三拔及三请二拔者，亦有五请三拔以上及三请二拔以下者。均经会首议定，会友无不服从。人数计在百名上下，期限不能过十年完会。其请会时如为五请三拔则五请云者系以五吊钱为老会钱，概归会首收用。遇每月摇会，由老会钱内除去茶水、小会等费，下余若干，仍退归每次得会者本人。其三拔云者，系以三吊钱为限，白签入两吊以上，黑签入三吊。遇每月摇会以24点为最高，得会者即将一会内黑白签所入之钱全数取授。若届下会，以先得过会者均为黑签。每月入钱三吊，即三拔也。入钱以完会时为止。不得会者仍为白签。最后完会之一白签遂将全会之黑签所入之钱均行收用。[12]

 

    此外，陕西省雒南县有“四二摇会”，河南开封有“摇会”，山东历城有“齐摇会”；湖北省汉阳、五峰、竹溪、兴山、麻城及郧县等地有“邀集钱会”；奉天、山西省黎城等县称作“请钱会”，陕西有称作 “请会”的，江西省赣县有称作“钱会”的，湖南有称作“金钱结会”的，福建连江县有称作 “银会”的；陕西省雒南、华阴县有“画会” 、“孝衣会” 及“五二孝义会”，安徽省贵池县称作“老人会”；江苏省各县有“十贤会”，又名“至公会”；安徽省天长县称作“七贤会”；江苏松江或“曰挨会、曰摇会、曰标会”； 山东寿张县有“财产社”，嘉祥县有积钱社，历城又有长寿会、红礼社、板社等等，大抵都是为特定目的如红、白喜事，养老，家族福利等成立的合伙互助储蓄组织，有些甚至发挥着类似当今人寿保险、养老保险的作用。例如安徽省贵池县之“老人会”：

 

    贵池县属贫民居多，凡有尊亲垂老，恒虞后日殓费无资，乃预邀有高尊亲之家约共十数人，凑钱给会，名曰老人会。书立约据，各执一纸。倘有一家老人病故，讣音一至，均各依议给会洋赙助。在助赙者钱少易于为力，在丧者，得此醵款，俾资殡殓，洵为善良习惯。[13]

 

    是以前引民国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中针对直隶保定积金会（俗名摇会）习惯一条特加按语说：“此种摇会之习惯不能以赌博论之。因其方法便于经济界之流通，核以请会入会之人，两有利益，毫无损失”。[14]

 

    大概正是由于“会”这种有利公益的作用，时至今日，在中国内地民间也仍然存在，但是其命运并不必香港稍好，同样被法律当局视为非法。一位著名的法官撰文认为：

 

    民间借贷之风越来越盛，很多出借人超出了公民之间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界限，转而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具有民间金融组织性质的‘抬会’、‘钱庄’等组织，专门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聚敛民间资金，转手谋利。危害最为严重的浙江温州地区的乐清县，‘聚会’风潮铺天盖地，遍及全县各乡、各村，聚集了达9亿多元的民间资金。巨额资产掌握在会主手中，绝大部分被投向新发展的的聚会或转手高息贷出，只有很少一部分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大量的资金流通不能产生增值，反而要付出高额利息，致使会金枯竭，造成聚会一倒俱倒，所欠债务额高达3.13亿元。[15]

 

我曾指出，中国传统官僚机制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否定式或禁止型的思维模式。[16]但凡遇到某种新事物，只要不是出于自家的安排或上峰的赐予，那第一反应便是取缔、查禁，丝毫不会考虑其否受到民间的欢迎，是否可能因势利导、兴利除弊，更不会考虑其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甚至连查禁的可能与取缔的效果也不暇思索。这无非是对权力的迷信而养成的官府自大狂习惯。如今看来，这种思维模式不仅在吾华夏子孙中大有传人，而且风靡遐迩，海外弟子竟也争相追随。
[1] M.B. Hooker, Legal Plur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Colonial and Neo-colonial laws, p166.

[2] 参见Henry Litton & Denis Chang, "Chinese Money-loan Associations-I"，1 HKLJ (1971) No. 2, 195-196.

[3] 同前注2第194-195页。

[4] 24 H.K.L.R.1[1929-30].

[5] 分别参见前注1引Hooker氏著第166－167页；前注2引文第201－205页。

[6] Henry Litton & Denis Chang, "Chinese Money-loan Associations-II", 1 HKLJ (1971), No. 3, 262-273.

[7]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首府。

[8] [1958] S.C.R. 18 at 22，转据前注38第194页。

[9] 参见Case Commentaries: "Chinese Money-loan Associations-Buried Alive? Yim Wai-tsang v Lee Yuk-har" 3 HKLJ (1973) 234.

[10] 同前注9。

[11] 胡旭晟等点校本《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下册第641页。

[12] 同前注11下册第435－436页。

[13] 同前注11下册第557页。

[14] 同前注11下册第435－436页。

[15] 杨立新：《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16] 见前引拙著《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第4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