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来，在中国美术界，对中国画的有关笔墨与色彩，形式与构图，传统与现代，风格与流派，气势与意象方面的讨论文章言人言殊，高见纷呈。另外，一些人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讨伐追迫也正紧锣密鼓，飞出板砖无数。此文，我想从另一宏观的思想层面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任何文艺的复兴、文化的繁荣，都是以自由活跃、百家争鸣的思想为前奏，都是以政治文明宽松下的和谐社会为条件，都是以对人类本性深处的美之激发为基点，都是以社会良性变革进程为必然。由于艺术家的敏感心灵极容易体会到人生的苦涩和欢乐，又时时受到真理的感召和被激情所驱使，因而，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挟带着浓烈的时代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精神。为此，只有当那些人为设置的限制学术自由的禁忌都得到突破的环境下，各种创新思维的艺术实践都能得到包容和尊重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畅顺地吸收新时代的基因细胞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真正得到振兴和发展；才能向世界跨出中华文化巨人的坚实步伐。

　　就此而论，真正的艺术决不可能是政治和经济权贵的恭顺奴仆。再说，有的人自以为官位大了，主席台前排椅子上坐多了，绘画和美术理论水平也就高了，那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同样，断裂社会利益冲突失衡的环境中，急功近利的商业推动也只能生产出更多的文化次品。有些对艺术一知半解的“暴发户大款”，叼起雪茄当贵族本无訾议，偏偏以为金钱可以凌驾在文化、道德、精神之上，认为手中的大把钞票就能论定作品的艺术价值，人五人六，神气活现地在中国美术界东奔西走，身后竟跟着一大串唯唯诺诺的画人，类似炒房炒股的手段，在艺术品市场翻江倒海般的折腾，他们不是在投资艺术品，而是在劣性投机，败坏画坛的风气。金钱的力量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精神罂粟的种植者，销蚀着艺术的本质，有时还能气势如虹，在我看来却个个是不入流的精神瘪三！艺术家的人格尊严总让我拒绝这种人在我面前炫跃撒野！最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自己的书画卖给某些劣迹累累的“大款”们，我觉得那是对我艺术作品的侮辱！这伙人和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收藏家根本不在同一文化档次、同一精神层次上。当然，在商业上他们完全有操作钻营的自由，人家想怎么做是人家的权利，至少我本人决不去为他们推波助澜。我还想说的是山中无老虎，小猴称大王，那些囊萤映雪，数十寒窗，痴守着岁月寂寞的辛勤耕耘者中，其实是大隐着不少真正的艺术大家。在当前思想迷惘，权威飘摇，人心浮躁，诚信游离，炒作频频，高低难辨，巿场虚热的中国画坛，那些始终坚持对人类文明主流价值的认同与体现、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和作品，犹如沙土中的金子，将被我们的后代所珍视；而一切甜俗媚世、没有创造力量的作品都将在短暂年月的灰尘中速朽。

　　灾难重重而脊梁挺拔的中华民族，好不容易从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走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人们在向一切西方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学习优秀的西方文化和人文精神，因为西方现代科技和西方文化精神、现代人文思维、优秀管理观念是分不开的，只有兼容并蓄，才能取长补短，全面发挥，振我中华。另外，在现代化进程的摸索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作为中国传统文人范畴的艺术家们也必然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国人们在人生生存的深层思维上，都在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旧的文化价值观势必出现新的反思和针砭，并带动社会审美品味的异变。所以，对那些挑战传统、离经叛道、冲击固有艺术观念的艺术理念及作品，我想也应该有存在空间，不必视为洪水猛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文明开放的社会里，艺术思想不可能定于一尊，要允许每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都享有“异端的权利”，而不是象“四人帮”横行的“极左”时期那样，整个神州大地上，只用一个脑袋来主宰思考，而且思想专制和文化独裁又给任何独立思考及敢于直言的艺术家带来穿越生死的灾难，整个美术界舞台上，只见得几个狐假虎威的政治打手和艺术骗子在四处充当锤杀思想的行刑者。回过头去看看，米开朗基罗塑造的《戴维》，罗丹创作的《巴尔扎克》，马奈早期的女性裸体《奥林匹亚》以及印象画派的最初阶段，都莫不是在铺天盖地的攻击、嘲笑、漫骂与“异端”的责难声中成为艺术的经典。

　　冷静观察当今美术界，浮华背后，浊世百态，洁白与卑污的心灵等级相差何至百丈。那些人生观油滑投机的艺徒们时不时暴露出虚伪贪婪的人性底色；又有许多人在玩世不恭的低俗消解中自鸣得意；偏狭与达观的思想对决，激起层层浪潮，让势利的“聪明者”躲之不及。真正的艺术天才们面对嘈杂的人世时，是无法随俗而歌的，一个走在时代前端的艺术家，与世俗价值体系的观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应予多多的宽容。如果用政治指令去直接干预艺术创作更是愚蠢的行为，记得赵丹早在1980年10月去世前夕，曾感叹地呼吁：“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巴金在同年10月14日就回应：“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希望智者们语重心长的忠告不会重复空转。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体现是尊重多元选择和价值多元化。再说，一切生命体都有它自身的运展规律，让它们都能自然地呈现着本来的生命能量时，整个社会才能在活跃的良性循环中，变得真正的平衡、和谐与繁荣，文化艺术才能绽放出千姿百态之美。无需讳言，这也是检验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准。

　　二

　　我完全赞同中国文化艺术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性，但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国粹化。因为，尽管西方文化也夹杂着一些邋遢，但从目前实情来说，在整体上它是属于人类的比较先进的文化。所以，我不能同意对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作“政治阴谋论”的解读。中国从打破禁锢思想的桎梏以来，改革开放进行了多年，在经济建设取得可观成就的今天，人们也期盼出现更灿烂的艺术文化，艺术家们有理由对那些扼杀艺术探索精神的话语霸权保持警惕。美术界的某些“愤青愤老同志”们，满脸溅朱，“义和团”心态，把不同文化艺术观点的争论、把“茶杯里的风波”，骤然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层面，好象不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认定是“帝国主义依托政治经济的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纵横扩张”、正在“向中国渗透”，然后再加以灭绝、再骂臭，中国艺术家们的政治立场就有问题了，就不是爱国主义了，就“心中有鬼”了，惊恐疑惧，任意弥漫敌视气氛，煞时骇人。如此轻妄无知的推论和“极左”的嗜斗思维只会在中国美术界造成思想混乱，只会窒碍中国绘画艺术的多方面探索。奇怪的是有的画家、理论家连“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纷纷在媒体上对其加以痛斥，义愤填膺地把“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人物杜尚的《小便池》拖出来大骂一通、热情有余地对50年代盛行的苏俄写实理论崇拜赞扬一番，包括把一些表态式的“文革语言”都用上了，把那些俄国人民和政府都已抛弃的含有“唯此独大、打杀异己”这类致命弱点的文艺观念当作经验之谈。个个意气峥嵘，言论骄横，可惜学术精神式微，曲解浅读，只是跋扈而过。

　　事实不可罔顾，西方现代主义当初作为一大片重要的思想朝霞，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叶，它那种极为鲜明的挑战旧传统及古典主义的姿态，对理性、体系、科学、真理和人的个人价值的不懈追求，对于冲破西方保守的中世纪式的宗教政治对人类自由思想的禁锢，对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它那种艺术必须不断发展、创新和超越的观点，对因循摹古风气甚浓的中国画坛，仍有启迪意义。简要的说，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概念，它首先由西班牙著名作家德·

　　奥尼斯于1934年在一部文学评论著作中提出，上世纪7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利奥德出版了《后现代状态》一书，才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作为西方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环境生态危机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化倾向，它的主要观点是︰非中心化、反对单一性、主张多元性、包容性；提倡个人思维超前卫、新具象；强调科学的局限性，劝说人类服从自然规律而并非去改造自然；同时，它还认为现代主义绘画也已经过时，在它反统一性、反理性主义的语境中，对任何来自发达国家的“权威”“潮流”都极端排斥，寻求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呼吁民族意识、传统文化意识的普遍回归。

　　需要剺清的是中国和海外有的人进行一些类似“自残身体”、“虐杀动物”式的行为，其实这些并不属于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一些评论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总想把这些在西方是属于犯罪行为的举动，都坐赃给“后现代主义”。这在学术上是极不严肃的。

　　严格说，“后现代主义”只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美学概念。发展到今天，“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观念和形态，就象西方前卫的摇滚音乐一样、就象西方美术界名目繁多的画派一样，在世界上到处流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和认可度，本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当今西方一流的思想家们围绕着“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想上仍在争论不断。

　　必须说明，我本人的艺术观是完全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对它的某些虚无主义倾向，我也同相关人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我尊重并支持“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和艺术实践，这是每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艺术家应有的正确态度。由于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不同，对美学价值的取向也会有所不同。“后现代主义”可能在意识上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有些差异，但不必少见多怪，更不能在政治立场上轻易划线，随意到处树敌，动不动以“阴谋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思想，把它夸大到这是某个西方政治集团在有计划地向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文化霸权”、“把手伸进了中国美术界”、进行“和平演变”。我把话说重些，我真担心有的人是不是有些走火入魔了，几张画就能把一个国家政权画丢掉不成？说明白了，画坛上的事，艺术上的事，要尽量宽松一些，不要小家子气，不必振臂高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短命的﹗”这样自己累不累呀﹖现在很多人喜欢穿西装结领带，很多人喜欢把住房装修成欧式及美式，很多人参与炒股票买彩票想发财，很多人把孩子送到外国去受教育，你总不能以上世纪50、60、70、80年代的思想观点，以“五子登科”式的党棍学阀作风，去批判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不能说这些人都被西方资本主义所毒化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强国，我认为任何文化艺术上的自我保守、束茧自缚，对振兴中华文化艺术都是有害的，并且是十分愚蠢的。作为一个堂堂中国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气魄：优秀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优秀的文化一定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没有这点自信，我们怎能打开国门，海纳百川，昂首走向世界？！

　　一些颇有来头的美术评论家总是要让画家们相信，艺术创作必须服从于某种共性，甚至用权力美学的冷酷表情，警告画家们不能冲破某些清规戒律，否则有前景之虞。我的经验提醒我，这很可能又是一种虚伪的政治说教。事实已多次证明，极“左”的那些文艺理论貌似正统，又威势很大，咄咄逼人，实际上只会令中华文化艺术走向衰落。试想一个艺术家如果磨平了桀傲不驯的性格，没有了自由张扬的精神，失去了肆无忌惮的想象力，他的艺术生命还能旺盛燃烧吗？独立不羁的人格和个性张扬是艺术家的本能气质，艺术天才们的心灵常常是孤寂和疯狂的，独特的艺术灵感有时会产生在某种忧郁的情绪里；艺术家有点颓废或狂放狷介，有点神经质也是正常的事，不要看不懂、看不顺眼就想去踩扁它。要知道我国大画家唐伯虎、徐文长、八大等人在后来其实也都是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大诗人李白不羁随性、斗酒诗百篇的故事总听说过吧。

　　圆滑精明的艺术家不可能是天才的艺术家。唉！又有多少世人能清楚明白天才与精神病之间的距离，常常只差一线，其思绪不断在时空云霄与大地之边徘徊的画家、音乐家、哲学家、诗人们犹如。当他(她)们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时，往往承受着比常人大得多的精神痛苦。所以，如果硬要用政治钢鞭把他们的思想囚进一个固定的囹圄内，这实际上是对艺术人才的残酷摧残。

　　在此，我毫不含糊地阐明自己的建言：在中国美术界，要坚持自由创作的激荡思想，要尊重多种文化艺术形态的存在。根据国情，现实主义值得提倡；但现代主义并不可怕，后现代主义要允许存在，对行为艺术多一点理解。在成熟的和谐宽容的人性社会里，人们对表达现实生活中美好一面的、令人痛惜一面的、包括沾带着卑污一面的艺术作品，都能抱有含着敬意的尊重。特别是美术创作上，我锺意香港海鲜，你喜欢湖南辣味，他爱好淮扬小炒，满汉全席、广东小吃、山西老醋，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审美偏好各取所需。各种观点的争论也要正常理性，即使是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学立场之间的激烈交锋，在法律范围内，都可以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锦上添花的赞颂和忧国忧民的铮言都值得大家听听，赞颂可以鼓舞斗志，铮言可以预警问题。

　　我向来反对把某一种美术理论绝对正确化，把某一位人物的讲话及其思想偶像化、教条化。历史的记忆是沉重痛苦的，中国文艺界所遭劫难还不够多吗？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从50年代以来，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文革”人祸，国运蹭蹬，多少权力的罪孽？！多少沉重的荒诞？！多少人生的梦魇？！多少屈死的冤魂？！多少不堪的忍受？！多少无奈的悲涤？！在“左”棍乱飞的年代里，文网森严，莺歌燕舞的表像下是天南地北的辛酸悲怆，正直的艺术家们个个被焚心煮骨，那令人窒息的状况举世共知。因此，高调重复50年代那种美术理论并不能说服现在的艺术家。已经是21世纪了，人类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迈向一个新的科学文明时代，期望这些评论家们的观念能有所更新，拿出适应21世纪的新思维来！同样，自大和自卑都不足取，当代中国画家们也要与时俱进，敢于接受现代艺术思潮的洗礼，不怕碰撞、廓清精伪，博众所长、击破困惑，跃出中世纪绘画艺术的窠臼。蜕变绝对是痛苦的、有希望的；而不变绝对是平庸的、无望的。你可以用一万个论说来证明传统的伟大，但如果你墨守陈规，不敢去超越它，只是一味模仿，拼命克隆再克隆，你描绘出的东西艺术价值甚低，甚至一文不值。

　　三

　　我自认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画家，所以对明末大官僚董其昌及他的老师莫是龙、师兄陈继儒为代表的一些人的绘画论也不敢苟同，他们倡导推崇南北二宗的理论，以朝廷重臣和画坛领袖的身份，用宗派门阀来框定艺术的规范，提倡画家对社会现实要淡漠远离，宣扬出世的禅学为绘画的最终境界。这种画论貌似有理，实际上是迎合了当时腐朽没落的明王朝封建君主专制文化统治的需要。他们颂扬精神上与世无争，忌触时弊，视民间疾苦而不见，肉体上隐遁自乐；在绘画艺术上又陈陈相因，故步自封，大力主张师法古人，反对变革创新，反对艺术多元，反对画家既出世又入世，使绘画沦为笔墨之技，玩赏之物。这些绘画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超越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实际上都是十分负面的，对清代、对民国、以至对当代中国几十年政治狂热之后的许多画家、美术评论家仍影响不小，导致思想和精神的单薄与浅陋在美术界不断蔓延。思想荒芜下，有些人的良心、人格、画格甚至在精神失落、自私怯懦、贪欲无厌中霉烂发臭，基本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从过去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极左”和“伪崇高”，悖逆到一切为了争名争利、要钱要性的“极右”和“极自私”，一些沐猴而冠的“革命画家”“人民画家”，也很快变成了没有心灵故乡的孤魂野鬼，丑态百出；那些活脱脱的鲜活卖艺者，趋炎附势、亟求利禄，鼠肚鸡肠，同行间嫉妒之心又似芒棘在眼，背后戳脊抖骨，象龟鳖咬人；有的人，满身市侩气还死活都要把“大师”的招牌扛在肩上，装腔作势，四处吆喝，真是滑稽可笑，又可悲可叹！有的美术评论家竟赤裸裸地实行“红包制”，每字3元就写出3元钱一字的吹捧文章；每字5元就写出5元钱一字的赞美宏文，年青的女画家还可以上床交易，荒唐到如此境界，真是今古奇观，比晚明才子凌蒙初《拍案惊奇》书中所闻，更令人咋舌！这里，还要不无遗憾地指出许多人不愿接受的一个事实：从认真深思的角度来审视，历来在中国画坛具有重要地位的浙派、海派，也显现出创新与后劲的不足，少数人甚至把自己的艺术生命葬进了“敛财癖”的死胡同。

　　严肃讲，我无意否定董其昌作为一位古代重要画家的地位，画坛浊流也不能都归咎他，他本人的笔墨技艺也值得肯定，作为一家之言立在那里也好，但把他及同道们的某些画学理论贡上高台、奉为圭臬，我实在不以为然。事实上连深受董其昌画风影响的王石谷到晚年也嗟叹：“画道至今日而衰也！”石涛对这也曾给于尖刻的嘲讽：“公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

　　我决无意鄙薄先人，探本寻源，更视孔、老、庄、墨诸子为星宿下凡的东方大哲，他们的思想智慧也充实过传统绘画的理念；东晋顾恺之的“形神兼备”、南齐谢赫的“六法”、北宋文同的“胸有成竹”和苏东坡的“诗画一律”等许多历史上杰出画家的重要美术理论；包括汉声唐乐、佛道儒文化都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宝库。

　　然而，必须正视和坦言，客观上，埋身在几千年枭雄韬略、卿士博弈、京畿权变、喋血霸业、焚书坑儒、毫无民主思想与人本主义的封建专制传统极为深厚的历史土壤里，中国传统绘画有其薄弱的一面，痼疾不少。揭开逝去岁月的厚重幔幕，朱元璋、永乐帝这些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蛮的农民君皇对儒士的残酷杀戮；满清十三朝遍布全国的恐怖文字狱；以及历次变法、改革、维新都以失败告终的波诡云谲；戊戌六君子身亡菜市口的殷红鲜血；刀光剑影中头颅轻抛的强权高压，把许多文化人吓得双腿发软、跪倒在地，有的人甚至争吃人血馒头，骨头变贱，心态畸形，为虎作伥，坏事做极；再加上大众消费文化对四大名著中暴力、心计、权谋、厚黑学、潜规则意识无节度的弘扬，对攫天下为己有的专制帝皇“再活五百年”的热闹香火供奉，骨质疏松病日益严重的写手们剖假璞造假玉的胡乱篡编，包括一些狗尾巴摇得有板有眼的吹鼓手们的甚嚣尘上，以及社会上某种自我催眠、自我膨胀、阿Q式的唬谑，——诸般精神残疾的后遗症，种种愚昧的神经毒雾，使得民族性疼痛特别容易敏感发作，揭橥能力奇缺，对专制文化也根本无法认真清算，犬儒主义得以加剧泛滥。因此，更需要21世纪的、能走上思想前沿的中国艺术家们，以反省、批判的精神，以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以一份混沌年代中难得的清醒，以横刀立马对世俗的气概，对传统绘画的理智梳理和不断挑战中，实现承前启后的超越和创新。我虽不完全同意吴冠中等前辈形式至上和中国画“笔墨等于零”的轻率否定，也认为康有为、陈独秀、鲁迅诸位良苦用心下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猛烈抨击仍有可商榷之处。但始终认为，已成熟的中国传统绘画里，同时也紧紧地裹挟着大量的滞后因素和封建文化的糟粕，阻碍着艺术观念上的自我革新，因此我才多次强调“艺术创作上的反叛精神是艺术生命的基本动力”，也就是我一直主张的“走进传统、务必反出传统”。走进传统就是深入地了解传统，反出传统就是不淹没在传统里，思想精神上和艺术实践中绝不囿于成法，仍能以独立的学术视野，自由大胆地吸收一切外来文化艺术的精髓，不断演进，充满生命神气。我寄望比我们年轻一代的有志气的中国画家、评论家们，朝气蓬勃，生命色彩亮丽，基础坚实，博古厚今，以拥抱一切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胸襟，完全跳出中国乡村农耕文化中那种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狭隘惰性，并超脱于艺术门派、圈子之外，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明德格物，寒霜一剑，在与旧传统压力的顽强搏斗中，象春笋般地破土，茁壮地成长起来。人不媚世、画不随俗，更不要惧怕众多的非议和误解，在崇高艺术理想异常匮乏的世界里，毁誉参半总是一切艺术开拓者天生注定的命运。当理想和现实越来越远时，要敢于捧出自己艺术家的赤诚良心，不然，你的艺术就会枯萎成为意义之外的东西。

　　雨果说过：“衡量伟大的唯一尺度是他的精神发展和道德水平。”贫瘠的思想之地永远长不出伟大的艺术之果，我特别要向年青的画家朋友们忠告：一个新时代的杰出的中国画家，必定是对社会发展极为认真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必定是社会良知方阵中坚定的一员。文化艺术的最高天职就是培养人类高贵的、包含着真善美的文化品格。因而，画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仅仅娴熟于骨法用笔、皱擦点染、线条运行、墨分五色、取象造境、满纸生风，只能成为一个高明的画匠。艺术的不朽，在于其内在的生命力。没有内蕴深邃的文化哲理、思想精神，不能满怀善良、纯真和悲悯，不重视画品和人格的修炼，艺术境界是不会高的，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名家大师的！

　　四

　　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开放、活跃、进步的文化艺术观实际上象征着它正在自信地走向昌盛繁荣，大唐“贞观之治”在政治、文化、宗教上坚持普遍的宽容政策，并大胆地实施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促成它在文化艺术的繁荣和政治经济的强盛上都达到了君主时代的高峰；而保守、教条、落后的文化艺术观则意味着它失去自信并步向败落、灭亡。我爬梳剔抉清代260多年的官方绘画，包括被康熙命为首席宫廷画师、“娄东派”鼻祖、“正宗四王画派”领袖王原祁等人，大都挶于成法，远离现实，没有大格局。更可悲的是在王朝上下遗老遗少一片吹捧声中，其干笔焦墨、层层皱擦的“金刚衦”画法，至今还被众多人奉为阵式化的死板教条，这和清统治者越到后来越畏惧外来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幸亏有“在野四僧”(弘仁、髡残、石涛和八大)能“笔墨当随时代”，并“搜尽奇峰打草稿”，为其时代留下了艺术的钻石光点。

　　过去，承载着中华文明浑厚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其优秀精华部份，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然而，文化是需要传承的，更需要不断变革突破，不息奋斗，推陈出新，才能永葆活力。反之，将呈末路狂花之势，甚至会僵成毫无墒情的板结死土。思想观念上的陈旧落伍以至颓薾，是事物从旺盛逐步走向衰败的可怕征兆，保守和道德堕落又缺乏崇高精神信仰且不会自我反省的思想上的癌症病毒，是真正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空壳化的致命危险，艺术也不例外。所以，今天的艺术家们决不能成为传统文化中封建腐朽、僵化落后等消极因素的承受者和传播者。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家都肩负着创新与发展的使命，而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使命更为艰难，道路更为坎坷，冷不防还会闯进政治阴霾深重、凶险构陷的“白虎堂”。写到此，仰对暝黄的天际，我扪心自问︰一个当代中国画家，置身在这个急剧变革的大时代，如果我不能把支持开放进步，反对保守落后作为我最基本的道义选择；如果我不能把自己推向更广博的思想空间；不敢提笔去和旧习惯势力的大刀长枪阵对峙，我有何颜面奢谈我在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有何资格以自己的艺术去参与道德信仰的重塑和呼应崇高民族精神的召唤？又有何价值和意义把自己的画作传于后世？

　　《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没有丝毫“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负与浪漫，感到的却是心灵的负重。在这个利欲熏天，学术滑坡，精神空虚，人心不古的红尘滚滚社会里，我惭愧做不了思想的盗火者，去剔骨为石、精卫填海，只想鞭策自己能成为思想者群伍中的一员，力求自己一腔热血不冷，在有多少画人都躲进画室书斋乐玩其中时，仍能站在烈日烧地的广场上倾听理想清风中悠扬的笛声，在艺术创作中永远怀着对生命、人类与国家命运的思考和眷恋，我始终警惕着自己必须坚守自身灵魂的不屈和崇高，惜名节于慎独，不随波逐流，被灰色的处世态度影响而变得自私庸俗并失去人间情怀。一个画家如果精神缺钙，热衷于在铜钱眼里打滚，基本的道德信念被功利主义击溃，就会在现实世界唯利是图的诱惑里迷失方向，思想上很难达到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没有了那份对人类社会普世价值观的坚定信仰，灵魂就会滑向猥琐的低洼。那么，这个画家的艺术在绘画史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是一个匆匆来去的时尚过客，如李苦禅句：“升沉不过一秋风”。生前一画炒成万金，身后成为废纸一堆。

　　人世倥偬，何用浮名绊此身。对我这样的画家来说，房子再大，只睡一张床，钱银再多，只吃一口饭，尘世附加的物质枷锁岂能箍得住心灵的自由。我愿迎着八面风雨，终身执着耕耘，拾级而上踽踽前行。立在矫饰、浮华、喧嚣社会层面的旮旯处，我只希望自己的力作能让艺术知音们有一种完全洗净铅华的感动。艺术品是艺术家最好的自传，我相信，那些洞穿岁月思考的艺术画面，会似悬垂于历史旷野上的问号，引人深思。有人说，面对时尚和大流，我常常流露出一股不易亲近的冷漠，我甚至不谙吊诡世事，冒失地去讲真话，险象环生，我的思想方式注定会给我带来痛苦与孤独。我要告诉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君子坦荡荡，何况艺术家不能没有漠视世俗的胆识，我向来光明磊落，贬也从容，褒也从容，一笑苍茫中。庆幸的是我可以在痛苦与孤独中感受到良心的坦荡安宁、人生的充实和艺术思维的活跃，——就在这思考的痛苦与孤独的交错中，常会汹涌起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天马行空似的灵感也骤然来至。

　　我努力使自己饱含着执着和希冀，在作品中，去深刻地表现描绘物象内在的生命本质。同时，我也一直以谦卑的心情，期求着艺术上的精神之旅，义无反顾地去追寻人性荒原中的一片绿洲。这个追寻跋涉的过程，也是我生命意义和艺术意义的全部所在。